看不起农民的人，本质上是在否定自己脚下土地的重量。

农民不应该被普遍的看不起，看不起的应该是卑劣的人，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后者更甚，因为其会用财富、学识遮掩其卑劣行径。

有许多人看不起农民，看不起贫苦的人们。诚然其中不少没有文化、没有素质，但是也不乏善良的人们，没文化没素质并非他们的错，这是结构性结果，一个人是否“有文化”，往往不取决于他是否好学，而是取决于他有没有机会上学、有没有时间读书、有没有环境让他觉得“知识是有用的”。当一个孩子十四岁就要去打工补贴家用时，他的“没文化”就不是道德选择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同时并非城里人、有钱人就会高素质高文化，也有不少恶劣的人，有着卑劣的行径。

法国社会学家 布尔迪厄 有个概念叫“文化资本”——它像经济资本一样，是可以依靠代际传递的。城市里的孩子“见多识广”、谈吐得体、审美品位、从容不迫，本质上是家庭资源堆出来的。当一个城市里的人职责别人“臭农村来的”，有多少是有理有据呢？把资源背景带来的当成个人优越性去嘲讽缺乏这些资本的人，就像是站在山顶上嘲笑山脚下的人“为什么你那么短见”一样荒谬。

占据着良好的资源去歧视缺乏资源的群体的人，是最为恶劣的，还不如没文化没素质的农民——后者不一定是先天卑劣，而前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良好的资源支撑却依旧卑劣。丑陋而不自知。

污名化的优越感——符号暴力。

“臭农村来的”这种话，重点在“臭”而不在“农村”——它把经济地位的差异，偷换成卫生/道德/人格的贬损。这种话语让优势者觉得自己“配”有优势，让劣势者觉得自己“活该”被践踏，阴险至极。资源可以买来教育，但买不到良知；资源可以买来礼仪课，但买不到共情能力。占据良好资源的人，其道德水准并没有任何保障。当一个人习惯了用资源碾压别人，用地位俯视别人，他的卑劣往往更具系统性——他可以用合同陷阱代替争吵，用团体孤立代替当面侮辱，甚至无所不用其极，系统性的手段和常规手段共同使用。这种伤害比一句粗话深远得多。

“受过教育得卑劣”更令人警惕

有文化没素质的“城里人”还不如没文化没素质的农民。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做出有损行为，可能是认知局限、环境塑造或生存压力所致；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、明知文明规则为何物的人，依然选择卑劣——这意味着他经过理性计算后主动背叛了文明。现实一点说，前者的卑劣由于各种条件，往往是局部的、个人的；而后者则可能借助知识、地位、规则和资源，将卑劣制度化、规模化。历史上最残酷的压迫，很少由目不识丁的人设计，往往由富有知识、权力和修辞的人制定执行。

历史上的纳粹德国集中营，就是由数学家、工程师以及受过极高教育的官僚系统设计出来的。格蒙·鲍曼在《现代性与大屠杀》中：现代大屠杀不是文明倒退回野蛮的产物，相反，它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（理性的计算、科层制、精准技术）。当技术和合同规则辅佐卑劣，恶便上升到系统的层级。

退出对立视角

不能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立里打转，不能滑入刻板印象“农村人淳朴善良，城里人心机深沉”。这种二元对立本质上是将恶人与受害者的矛盾转嫁到城市和农村上，属于转移矛盾。并且和前述的歧视还是同一种逻辑——用出身标签代替个体判断。

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，都有善人、恶人；不论底层还是精英，都有高尚者和粗鄙者。真正该反对的是“把资源优势误认为道德优势”的傲慢，是富有知识却仍然卑劣的恶人。同时农民的粗鲁和白领的精致利己都不值得美化，只是前者没有可见度、没有话语权，常常被放大为“国民性”，而后者却被美化成“现实所迫”——这何尝不是一种双标？

将出身优劣投射到个人价值的人，本身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，因为他除了出身方面，就没有其他能力能进行对比了。这种人除了投胎投得好，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？拿天生拥有的东西当成个人成就来炫耀，恰恰证明了其空空如也。

——最后，关于“乡”——

在近现代前，“乡”并不是天然低贱的，科举时代的“耕读传家”、士大夫致士后的“归田园居”，都曾赋予过乡村某种文化尊严。“县集而郡，郡集而天下”结构中，乡村通过乡绅阶层承载着宗族道德和文化道统。

将“农村”贬低为肮脏、落后、愚昧的符号，是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中资本与权力合谋的产物：一方面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离土进厂；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污名化来消解农民工作为人的尊严，从而合理支付更低的价格，提供更差的条件减少工业支出。同时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不对等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文化对农村的看法，并导致农村内部也逐渐衍生出“自我贬低”。

马克思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谈到资本主义和城市化时写道：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……它摧毁了乡村的生活方式，把巨大的人口从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中拯救出来（此处‘愚昧’在德语原文中更偏向于孤立、闭塞，但资本主义确实完成了对乡村的去圣化和工具化改造）。在费孝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中也有提到，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，现代城市的侵入打破了原本自足的乡土秩序，带来了乡村的衰落和边缘化。